“中歐應急管理合作項目啟動暨中歐應急管理學院揭牌儀式”近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行，這意味著中國和歐盟從2010年開始協力推進的中歐應急管理合作項目正式啟動。

　　“現在世界面臨的發展機遇增多，風險和挑戰也在增加，應對和管理各種風險危機，已成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政府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。”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、常務副院長李建華說。

　　據李建華介紹，中歐應急管理合作項目包括能力建設、應急管理機制建設、政策開發與對話等三方面內容。“歐盟國家在包括應急管理組織體系、管理制度、硬件建設和技能培訓等方面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，值得中國學習借鑒。”

　　在國外，應急管理也被稱為“危機管理”，是指在事件發生以后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應急處置、緊急救援，如何用最小的成本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的損失減到最小而進行的一種管理。

　　“從2003年‘非典’爆發，中國自上而下開始十分重視應急管理。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成言對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說，“中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發展，雖起步較晚，但卻在磨礪中得到快速成長。”

　　“一案三制”的特色體系

　　20世紀80年代以前，“應急管理”在全球范圍內，還是一個較為陌生的詞匯。自從1982年美國強生公司發生“泰勒諾膠囊”投毒事件，才使應急管理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。

　　2003年抗擊“非典”一役，使這年成為中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起步之年。同年11月，國務院辦公廳應急預案工作小組正式成立，以制定、修訂應急預案和建立健全應急體制、機制、法制(簡稱“一案三制”)為核心的中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全面起步。

　　目前“一案三制”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應急管理體系。應急預案建設方面，已建立了一個“橫向到邊、縱向到底”的預案體系。

　　應急體制建設方面，中國以各級政府成立“應急管理辦公室”并強化其“綜合協調職能”為標志，已基本形成了“統一領導、綜合協同、分類管理、分級負責、屬地管理為主”的應急管理體制架構。

　　應急機制建設方面，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，形成統一指揮，功能齊全，反應靈敏，協調有序，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。

　　同時，應急法制建設方面逐步走向法制化、制度化和規范化。特別是2007年8月30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》的發布，更是中國“一案三制”建設的飛躍。

　　盡管近年中國應急管理水平有較大提高，但仍有諸多可完善之處。

　　國務院參事、經濟學家任玉嶺直言：“我國的應急管理似乎過分注重了對應急事件的嚴管，而忽略了如何減少應急事件。這二者之間，應該是后者為本。”

　　事實上，當前民眾普遍缺乏自救、救護的防災意識和能力，也是中國應急管理中存在的重要問題，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。

　　轉型期的嚴峻考驗

　　“作為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，中國災害分布地域廣、種類多、發生頻率高。尤其近年來，極端氣候事件頻現，中強地震呈活躍趨勢，自然災害及其衍生、次生災害的危害性進一步加大。”汕頭大學法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鄢圣華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。

　　“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，一些重特大疫情時有發生，因人口流動量的加大和流動速度的加快，更使疾病的防控難度加大。”鄢圣華說。

　　“由于腐敗現象還沒得到有效遏制、管制機構缺乏相對的獨立性，在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就業、職業場所安全及環境保護等社會管制領域，公共事件時有發生。”鄢圣華指出，“近來發生的藥物食品安全事件，如毒膠囊事件，還與媒體不能及時有效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有關。”

　　“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，也致使資源、能源、運輸供給長期偏緊，再加上一些地方和企業責任風險意識淡薄，安全責任不落實、監管不到位，也使生產安全事故存在較高的發生幾率。”李成言說。

　　在李成言看來，中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，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，社會深層次矛盾累積，群發性事件時常發生，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的艱巨性、復雜性不可低估，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艱巨。

　　“當前，公共事件仍處于高發態勢，能有效預防和化解危機，是各級官員執政能力的具體體現。”李成言舉例說，“比如石首事件、甕安事件、三鹿奶粉事件，地方政府處理得不盡如人意，因此主要官員都被問責。”

　　在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魯照旺看來，公共事件不僅在發生時對民眾的行為及心理產生巨大沖擊，而且相當長一段時期內，均會持續影響政府后繼的風險決策，從而對社會、經濟產生更深遠的影響。